在破坏生态环境案件中，法院判了、树也种了，可一年或几年后，那些树苗是活了还是死了？谁来盯？谁来管？“判决易、执行难、监督弱”——这道司法护绿的“最后一公里”困局，究竟如何破解？

让我们跟随《三明新闻》的镜头，

一起看看三明法院的创新举措

如何让滥伐后的“荒山”林地真正重披绿装。

制度破题——

补植复绿有了监督人

2025年3月，泰宁法院推出了一项看似简单却直击痛点的制度——“生态修复监督人”。它不是让法官爬山，也不是让当事人自查，而是请当地的村民，拿着聘书，三年盯住一片林子。

这套“破坏—惩罚—修复—监督”的闭环，真能管住那些“种了就不管”的案子吗？“监督人”制度又是怎么诞生的？一切要从2024年的一起滥伐林木案说起。

2024年，泰宁县木材商陈某在“坑埂上”山场超许可范围滥伐林木，非法采伐阔叶树、杉木411株，立木蓄积近37立方米。2025年初，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5年3月5日，泰宁法院在下渠镇文化广场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陈某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缓刑并处罚金；公益诉讼部分达成调解，陈某按方案造林并抚育3年，第一年成活率不低于90%，第三年存活率超85%，另赔偿生态服务功能损失2472.4元。

以往案件中，被告人把树种下去以后就不管了，成活率、成长率处于监管缺位状态。泰宁法院探索引入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用于弥补这个短板。

宣判当天，泰宁法院聘请下渠镇红地村村干部吴衍辉为生态修复监督人，聘期三年，全程监督陈某的补种与管护。

“我履行这个责任，看见树苗长势良好，能为家乡守护绿水青山，心里也很高兴。”吴衍辉说道。

泰宁县林业站工作人员江志强表示：“差不多有80公分高。我们专业评估来看，这片树苗成活率基本达到90%以上，保存率和成活率都已达到修复方案要求。”

模式裂变——

从一县推广到全市

一纸聘书，不仅架起生态司法与群众之间的桥梁，更如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导下，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总结泰宁实践经验，于2025年8月15日发布《关于在破坏生态环境案件中适用生态修复监督人制度的工作指引（试行）》。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俞和勇介绍道：“通过选聘村民、村委会干部、护林员等个人或基层组织作为生态修复监督人，对当事人履行义务进行现场监督，定期巡查、按期回访，及时纠正履行不到位、修复不尽心等情况，确保修复方案落到实处。之后，该做法在三明辖区法院推广适用。”

推广过程中，各地法院因地制宜，创新不断：建宁县人民法院推出“听证会+监督团”模式；尤溪县人民法院构建“养护令+生态技术调查官+生态修复监督人”模式；明溪县人民法院探索“护鸟监督人”模式。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在三明不断丰富完善，推动生态修复从“司法独奏”转向“多元合唱”。

闭环成型——

司法护绿行稳致远

2026年的春天，这项源于闽西北山区的司法创新，成为落实恢复性司法理念的重要探索。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其中第一百四十四条明确：“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生态环境保护公共事务进行监督。”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黄辉说：“三明法院探索建立的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构建了行政执法、生态司法、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监督的多元治理体系，形成了‘惩罚—修复—监督’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闭环，确保了生态修复方案落地、过程可控、成效可量化，为生态环境法典中‘公众参与监督’的原则性规定提供了实践样本。”

“三明中院、泰宁法院在省法院指导下，率先在破坏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中开展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探索，为破解生态修复执行阶段监督不力这一难点、堵点提供了新思路。该机制被写入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得到最高法充分认可，具有较好的示范性和可复制、可推广性。下一步，省法院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庭长王江凌说道。

从泰宁法院破解困局的探索，到构建全域协同共治的生态保护闭环，三明两级法院通过建立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走出了一条司法护绿、全民守绿的创新之路。

从基层探索到制度成型，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填补了“执行难、监督弱”的关键缺口。它表明：法治护绿，不仅靠判决，更靠可落地、可追踪的监督闭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法治之光照亮每一片山林，青绿之美常驻万家，这就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最坚实的法治屏障，最生动的生态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