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作为一个有着红色根脉的后方县城，在七七事变爆发后，闽西北山城泰宁一开始就感闻到时代的呼唤，迅速融入了抗敌救亡的行列。泰宁的抗敌救亡运动与各地既有共性，更有鲜明的地方个性，尤其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脉相承。为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这一伟大事件，本公众号连载四篇由县史志办供稿的“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的泰宁实践”文章，以飨读者。

胡邦宪：特殊身份下的忠诚坚守

江茂求

泰宁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最早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的原中央苏区核心县之一，是有着深厚革命传统的红色区域。中央红军长征战略转移以后，泰宁又沦为白区，但革命火种并未熄灭。卢沟桥事变后，随着一名曾经的共产党员担任县长，泰宁这一红色苏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发出了闪亮的革命光芒。

胡邦宪，祖籍安徽，原名胡允恭，又名克波、萍舟。1902年出生于安徽寿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并加入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因参加反对军阀的斗争，被勒令退学。他来到上海，做了一段时间家庭教师后考入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在这所革命的熔炉里，他受到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革命家的教育、熏陶，1923年，还在读大二的胡邦宪由瞿秋白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夏，胡邦宪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宣传马列主义，秘密创建党的组织。

1925年，参加了五卅运动，同年秋随张太雷赴广州，任《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刊》主编，后到周恩来任班主任的“国民政府高级训练班”第三大队受训。

北伐期间，胡邦宪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政治指导员、第五师政治部秘书、第十五军政治部代主任，参加了禄田、汀泗桥、贺胜桥战斗。

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奉中共中央指示，胡邦宪潜回上海和寿县开展地下斗争。

1929年秋，中央军委任命他为驻烟台中央军事特派员。次年，他的身份暴露，不得已退回上海，任江苏省委军委秘书。遵照周恩来指示，他在上海创办“秋阳书社”作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不久，由于叛徒告密，书店被查封，他被捕入狱，关押了40天才释放。

1930年秋，党中央派胡邦宪赴山东工作，历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山东各地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斗争，直到1932年4月被王明以“莫须有”的罪名解除职务。

1932年5月，胡邦宪奉调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但他到中央交通局后，几次找主持联络工作的李竹声（后被捕叛变），李都避而不见他，胡邦宪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排挤出党了。

胡邦宪无奈去了福建，和同样与党失去联系的叶挺一起，联络十九路军反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胡邦宪被派往新组建的兴泉省任公安局长，他在泉州给警察开马列主义课，公开宣传抗日反蒋。“福建政变”失败后，他随福建政府的主要领导撤退到香港。

1934年5月，靠李济深、陈铭枢资助，他又转赴日本。飘零海外的胡邦宪，仍然坚信马列主义，宣传革命道理。

1934年，受李济琛、陈铭枢等人之托，胡邦宪回上海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上海分部。由于叛徒出卖，他再次被捕。

1937年，胡邦宪经朱蕴山先生营救出狱后再度来到福建，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秘书长程星龄的思想都比较进步。5月，他被任命为泰宁县县长。

1938年，接到新四军军长叶挺密信，请他到安徽组织抗日武装力量，配合皖南新四军行动。他立即辞去泰宁县长。回安徽后，胡邦宪先被任命为第三抗日游击大队总指挥，但遭到国民党右派阻扰，1939年4月转任怀宁县县长，后因掩护地下党人获疑于当年12月被免职。因联系不上新四军，安徽局势又恶化，胡邦宪不得已重回福建。他先后被委任为明溪、同安、福安县县长。

1946年，中共福建省委批准恢复了他的党籍，实现了他昼思夜想的宿愿。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接连邀请胡邦宪去台湾任职。经请示中共福建省委同意（中共福建省委委任其为驻台“掩护特派员”），1946年4月胡邦宪到了台湾，担任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

1948年6月，陈仪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胡邦宪受命直接找陈，策动起义。但陈仪犯了致命的错误，鼓动学生汤恩伯一起起义，结果被汤告密，蒋介石先下手，将陈仪囚禁，后将其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胡邦宪出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1951年审干中他受到不公正的停止党籍的处理，1952年调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反右”和“文革”中，胡邦宪都受到冲击。1983年1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胡邦宪党籍，党龄从1923年算起。1985年，中央组织部批准胡邦宪享受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待遇。1991年6月，胡邦宪同志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89岁。

胡邦宪的泰宁抗战实践

从1937年5月到1938年9月，胡邦宪在泰宁任职16个月。刚到任不久，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邦宪就全身心投入抗战救亡全面动员，将泰宁施政演化成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的“泰宁实践”。

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在全省各地成立“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共同抗战。但由于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各地“抗敌后援会”往往是个摆设，只能做些表面工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当月，胡邦宪立即主持成立了“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泰宁分会”，兼任分会副主任（主任为国民党泰宁县党务指导员廖骅）。

1938年春，胡邦宪亲自牵线由县抗敌后援会出面组织，并邀请离职老县长、杉阳中学校长等县内知名贤达发起，成立“杉阳抗敌吟社”，开展抗日诗歌创作；在他的引领下，县党部书记长萨福臻在1940年发起成立了“抗敌剧社”，兼任剧团团长。正是有了这些地方官长牵头的抗敌社团，全县抗日动员在组织机制上有了联结官民两方的强力抓手。

保护共产党有生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实现所谓“抗战建国”的目标，成立一系列地方（行政干部军事）训练组织，开展军事训练，即所谓“干训团”，吸引了大批抗日青年参加，中共也委派党员加入或在此发展党员，促进和平统一抗战，国民党严密控制我党的渗透。

1937年，有“福建省干部训练团”的地下党员张文衡、关寿康等4人被捕后脱逃到泰宁。胡邦宪冒险救助，以公款支付路费并自掏腰包资助零用，护送其至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最终由李克农转送延安抗大。纵观其福建各地任内，胡邦宪每到一县接任县长，第一件事就是释放“政治犯”，遇有国民党政府密电要求逮捕我地下党员时，常常是先秘密派人通知他们逃走，然后再例行公事应付；其后来在同安县长任上镇压汉奸组织、清除通敌警备队，在明溪县长任上分化瓦解大刀会等，都是以维护和促进抗战的名义，“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减少反共摩擦。此举使我党的干部力量免遭残害,彰显了其维护统一战线的立场。

发动全民抗战支前。抗战爆发后，胡邦宪立即参谒位于城东二王栋的“画网巾先生”坟冢，并捐俸150元，委托江一峰主持修复基亭、基道，借其拒剃发留辫、宁死不屈的事迹激励民众抗日决心。为悼念为国捐躯的抗战烈士，由其提议，特地筹备并由后续者建造完成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1938年，上青乡上溪头村青年肖水木在江苏省宝山县太平桥阵亡后，胡邦宪亲书挽联一幅，送到他家乡的祠堂中悬挂，挽联为:“壮哉！敬君一个健儿愿抛头颅捍卫祖国，行矣！率我全县民众誓将血肉收复山河。”将历史与现实英雄气节转化为抗战精神资源，激发全县人民的抗战血性。

除了自身振臂疾呼，胡邦宪更注重开展全社会全员动员。1938年8月，胡邦宪邀请“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队深入泰宁山区宣传抗日，第一次在泰宁放映了无声电影，令泰宁民众大开眼界，收到了宣传鼓动效果。他亲自做工作、下任务，各个抗敌团体迅速行动起来，社会各界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抗议日本侵华的活动持续开展。“仇货拍卖活动”、抵制日货的活动迅速推开；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下，全县筹募慰劳捐款18.0397万元（法币）汇到前线支援抗战，人均达4元。这些宣传活动有如战鼓号角，全县的抗日激情被迅速点燃起来，唤起了人民对日寇的强烈仇恨。例如，“抗敌剧社”成立后，排演宣传抗日的话剧、歌剧，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圩镇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牛头岭》、《送郎当兵》等一批抗日救亡剧目。城区胜二村青年李永禄看完演出后，当场就报名应征入伍。通过依靠群众的模式，“发动了抗日的人民战争”。

加强战备与战争动员。在战争动员方面，他调整了警备建制，将县内的警察队伍与民间的自卫组织进行整合，开展军事集训尤其是青壮年的培育，应对战争爆发的可能，在他离开泰宁不久，泰宁抗敌自卫团司令部(不久改名为社训总队)，就建立了起来，1940年又在岭上街中山纪念堂设立了防空监视哨所，在炉峰山顶设立了警报台，以防止日军飞机的空袭。他加强战时的生产自救与经济开发，努力建立战时自我保障体系，他倡导开展垦田制度，开垦荒地4434亩，发动军民开荒种菜、自力更生，生产自给，其后，在同安县长任上，更是组织国民兵团搞生产，被国民党右派诬为“将延安搬到同安”。

民国26年（1937）7月，胡邦宪将县里妇女家事补习学校进行改组，创办战平结合的抗战职业学校，设家事科和农作科，面向全县男女兼收。

他将抗战职校作为动员全民抗日新的阵地，安排学校老师在大量传播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事急了快把日本来打倒》、《黄河颂》、《打倒日本锄汉奸》；

国文老师则大量选用革命爱国文章作为补充教材，如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和上海沦陷时大公报的《与读者告别书》，巴金的《给山川钧先生的一封信》；

经常组织学校学生举办开放式演讲、歌咏、表演、话剧等抗日救国主题宣传；组织学生开展防弹、防毒、防奸的防空演习等等；

规定学校学生一律在校住宿，每天清早天还未亮，老师就带领学生集队穿街窜巷，一边跑步一边高呼抗日口号，歌唱救亡歌曲，藉以唤醒同胞共赴国难，齐心协力一致抗日。

泰宁抗战职业学校虽只开办仅两年半，但却是泰宁抗日救国的传声机，培育抗日志士的大本营，在广大青年的政治引导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39年10月至1942年秋的5年中，泰宁共有1426名适龄壮丁走上抗日前线，其中李光华、黄子清、梁旺业、黄祥旺、黄祖贤、丁得胜、肖水木、杨文标、杨基德、邓成魁、许有柏、吴金莺、江英水、江生和、邹荣生、冯西木、杨世英、廖求林、曾阿燕、谢细苟、张九端、周远生、廖德全、童运福、李胜旺、江有明、曹生标等一大批人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光荣地为国捐躯。

历史功绩

不管是在泰宁任上的16个月里，还是在福建各地的十年时间里，胡邦宪高举抗日旗帜，以合法身份，做了大量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他身为国民党县长，但处处按我党意图办事；虽已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其施政举措深刻契合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及对党员的具体要求。具体体现：

◆ 在政治层面，维护统一战线，保护党的力量；

◆ 社会层面，加强全民宣传，声援前线抗战；

◆ 精神层面，弘扬民族气节，强化抗战意志；

◆ 经济层面，坚持发展生产，安置难民，自力更生。

正是在他的领导与组织下，泰宁的各项救亡活动开展得异常活跃，贡献较为突出，走在了闽西北各县的前列。在他的率先垂范下，抗战期间的各任国民党党政领导也见贤思齐，纷纷效仿，成为开明贤达的抗战民主人士。也让泰宁的红色革命从苏区延续到抗战时期。

泰宁的抗战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精神凝聚力，是全民族抗战的核心力量，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者：江茂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