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街（原名岭上街梨树下），有一处红色革命遗址——“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同时挂“朱德、周恩来故居”牌子。这是泰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光辉印记和代表性革命遗址，让泰宁人民引以为豪。

由于诸多历史因素，对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鲜有人讲得清楚透彻，也让众多党史研究专家、参观者存有疑义、争议。现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对红军总部的主要问题作概貌性还原。

一、何谓“中国工农红军总部”？

泰宁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红一方面军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缔造，在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平江、湘南、闽西、赣西南、弋横、左右江等起义部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30年8月，红军第1、3军团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3年5月底至6月初，红一方面军进行改编，实行三三制建制（即一个军团三个师，一个师三个团，一个团三个营），下辖第1、3、5军团，独立第19师、独立第1团等，在长征前，陆续又组建了红7、9、8、10军团。

红军时期，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曾与中革军委、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有过多次合署和分设。1930年8月，红1军团与红3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组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此时红军尚未形成全局性统一指挥体系，朱德、毛泽东同时领导红一方面军及全军最高军事行动；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成立，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并成立了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为委员的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苏区中革军委），与红一方面军一体化管理；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根据大会决议和中央执委会命令，25日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各苏区红军的作战和建设，红军历史上的中革军委即由此开始。中革军委成立后，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称中央红军；1932年6月后，中革军委随红一方面军到前方；1933年5月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周恩来为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而把中革军委移至临时中央所在地的瑞金。

史料文献尤其是革命前辈的回忆录，都习惯称呼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为“红军总部”。这就是泰宁红军街革命遗址“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称谓的由来。2021年，泰宁红军街申报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将名字变更为“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旧址”。

二、红军总部为什么移驻泰宁？

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及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进驻泰宁，直接目的是为了指挥东方军第一次入闽第二阶段的战斗，也是当时王明“左”倾路线者把持操控中共中央及苏区军事斗争的实证与结果。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在中央的统治。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采用一系列宗派手段彻底掌控了局面。1933年1月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苏区，博古推动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博古当选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博古在取得中央苏区领导权以后，又谋划争夺军事指挥权。1933年5月12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职务，实际上由博古等把持军委大权，在瑞金发号施令指挥部队作战。通过博古等人的操纵，周恩来、朱德等红军创建人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家被排挤成为前线作战部队指战员。1933年6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红一方面军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以红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以红1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在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活动。7月16日起，东方军入闽作战，至8月4日，东方军完成了入闽作战第一阶段任务。为进一步强化东方军的作战力量和效果，中革军委调整作战部署，将红一方面军的军事指挥中心转移到泰宁来。8月13日，中革军委《关于红一方面军的部署问题致朱德、周恩来等电》指出“第一方面军应先到泰宁，直接指挥其主力在抚河以东地区作战”。周恩来、朱德在8月15日下达了红军总部和方面军指挥机关东移泰宁的命令。

红军总部为什么选择移驻泰宁？首先，从地理区位来看，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执意东方作战，是希望东方军赤化千里，将赣东北、闽西北及闽浙赣边区连为一体。而泰宁正处于这块广大区域的交接点。在此设立指挥机关，东进可攻闽西北诸县，西退可守中央苏区核心区，北上可通闽北和浙南区域；其次，从战斗部署来看，东方军在完成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取得泉上、清流、连城大捷后，中革军委要求东方军执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北上闽北，打击将乐、邵武两翼敌人，消灭延平、洋口、顺昌地带的敌人，还要兼顾与江西抚东战区的战事及兵力策应和调动。而泰宁是中央苏区最东部的县，与将乐顺昌等作战目标区相邻，也是调兵遣将进出江西的必经之地，在泰宁设立指挥机关有利于战斗指挥和兵力集结调遣。再次，从泰宁的工作基础来看，泰宁是原21个中央苏区县的成员，1931年来，红军已连续三年三次解放泰宁县城，建立了完善的党政群团组织，开展了深入全面的土地革命，群众根基好、红色基因强。尤其是守备泰宁的红61团，是由泰宁等地地方武装转制而成，能征善战、熟悉地形，可以承担红军总部安全警备和机动作战重任。因此，在泰宁设立红军总部是经过深思熟虑并行之有据的。

三、红军总部什么时间移驻泰宁？

1933年8月15日，朱德、周恩来《关于一、三、五军团行动任务给彭德怀等的指示》“我们拟十八日东移泰宁，指挥主力作战”；同日，中革军委秘书处《关于各兵团之作战行动和兵站、医院部署情况向军的报告》指出：“我们十八日东移，因新闻消息关系，二十七日可抵建宁，二十九日可达泰宁”；而《朱德年谱》则说“（1933年）9月5日，（朱德）率方面军总部驻泰宁”。

这就出现了三个时间点8月18日、29日，9月5日。笔者倾向于8月18日左右。主要理由是，作为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8月13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后，朱德、周恩来于15日的报告明确了18日抵泰的具体时间。战争年代，红军行军往往日行百里，且东方战线战事仍紧，兵贵神速，指挥中枢应该很快就抵达泰宁，不可能拖到8月29日或9月5日才到。另一个证据是，陈伯钧日记中记录“（1933年）9月5日......到泰宁时刚刚天黑......晚，去方面军司令部”，说明方面军指挥机关早就在泰宁并正常开展工作了。而后两个时间，应该是总司令部和方面军司令部相关工作机构陆续抵达的时间。

四、红军总部为什么会设在陈家大院？

《泰宁人民革命史》介绍：1933年8月中旬（8月18日左右），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指挥部从江西东移，经建宁抵达泰宁，总部机关设在陈家大院里。随总部（先后）前来的，还有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国家政治保卫局长李克农、卫生部长彭真、警卫连指导员康克清等。中革军委秘书处也相应从江西瑞金东移协助朱德总司令的工作。

陈家大院，原是泰宁陈姓乡绅的宅院，地理位置上：背倚城中炉峰山、面朝各大街区，交通便利、可进可退、易守难攻，是驻扎指挥机关的好地方；周边环境上：周边是县衙、集贤书院和孔庙等公共设施，与普通百姓居住区相对隔离，征用后保密好，可利用设施多；在空间上，单体占地2000多平方米，街巷另外一侧也是大户人家房居，加上全部可使用的面积可达6000多平方米，县衙、书院、孔庙等，容量大，方便指挥部各机关单位、部队医院、总兵站入驻。因此，红军总部最终设在此处，现仍留存的院墙内外密集的红军标语、后院防空洞、炉峰山上的壕沟等遗址就是实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泰宁党史研究室同志实地采访湖南省湘潭军分区原政委刘彬（原红军总部机要科人员）的实录中也得到证实，“……当谈到泰宁红军总部旧址时，我拿出‘陈家大院’的照片让刘老辨认。刘老耳聪目明，一眼就看出，‘不错，总部就在这里!’”

五、红军总部在泰宁驻留了多长时间？

红军总部驻留泰宁的时长为1933年8月18日至1933年12月底，4个多月。是有文献记载驻留时间较长的地方。

8月至10月上旬，有明确文献表明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驻在泰宁。如1933年9月20日的《朱周关于闽赣敌情及中央军行动的报告》“蒋敌对我主力行动仍不明，周志群电我五军团投诚兵供：一、五军团均入闽，朱德亦在泰，反使蒋敌不信”；萧劲光回忆录“东方战线的战事紧张起来，红军总司令部移至泰宁”“此时（10月上旬），我接到回调的命令。路经泰宁方面军总部时......”；1933年10月6日，《朱德、周恩来致项英—关于作战部署等问题的报告》“我们尚在泰宁”；同时，还有红星报等宣传报道：朱德、周恩来10月7日在城区组织卫生清洁运动的报道，以及陈伯钧日记等。

10月中旬以后，从目前公开出版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没有找到关于红军总部驻地的明确记载。有人提出，11月份后，红军总部迁入建宁，主要依据是《朱德传》有“大约在11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来到前方在建宁的红军总司令部”的记录。但就此断定红军总部迁往建宁，仍显武断。主要理由是：首先，缺乏文献依据，尤其是中革军委、方面军、各军团的电文，《建宁县革命史》也没有明确记录；其次，从当时的战斗形势来讲，不管是中革军委、还是方面军司令部乃至各军团，都认为收复黎川只是短期的战斗，无须也没必要进行总部机关的大动迁；再次，从当时的军事地理来看，1933年10--12月的黎（川）金（溪）资（溪）战斗，仍属于泰宁红军总部实施“指挥抚河以东”战略的一部分，泰宁的军事通道等战略要素并不弱于建宁等地，也没有必要迁移总部机关。因此，《建宁县革命史》的表述为“11月底，李德与博古到前线视察来建宁，在前敌指挥部与周恩来、朱德会晤……”更准确些，即李德前往的建宁所在地为前敌指挥部，而并非红军总部。

12月下旬，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12月16日项英给朱周的电文《目前的任务是坚壁清野破坏道路》“准备安全退出泰宁，委托方面军司令部规定计划并执行之”，及12月20日中革军委《关于转移突击方向和组织三个军动作的指示》“当三军团向西转移及组成新的东方军时，则方面军司令部即回到瑞金开始运动，大概要在二十五日开始运动”。12月底，红军总部迁出泰宁，返回瑞金；1934年1月初，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仍称中央红军。

红军总部撤回瑞金后，其旧址作为泰宁县委机关的办公场所，仍然保留了方面军首长的住房。据当时泰宁县委书记杨良生后来回忆，1933年12月，他担任闽赣省保卫局长时，保卫局经常协助特务排保卫朱总司令来往于建泰之间的安全；1934年1月，泰宁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朱德来泰作了报告；2、3月间，在城隍庙召开了一次全县贫农团会议，朱总司令作了动员；3月上旬，朱总司令在文庙召开红五团34师连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将（乐）泰（宁）建（宁）沿线防御问题；泰宁县城保卫战前夕，朱德还来泰宁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朱德数次来往泰宁，仍居住在原红军总部的陈家大院内。

六、红军总部驻泰期间红军如何分离作战？

1933年8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转入第二阶段的作战，红军总部及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由此移驻泰宁，红一方面军首长于15日指示东方军，“消灭洋口、顺昌、将乐地带之敌，并准备打延平西来增援队，九月初准备向邵、光转进”。8月23日，红六师一部攻占泰宁将乐交界的万安寨；在此后一阶段，红一方面军指挥东方军先后占领洋口、峡阳两个重要商埠；随后，指挥东方军分兵围攻顺昌、进攻延平、包围将乐，通过围城打援的办法，调动国民党第19路军增援，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东方军作战取得了夏道、芹山战斗的胜利，给予十九路军重创。但由于敌方据险而立，加上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爆发奉命回师江西，东方军9月27日从顺昌将乐撤围。而东方军入闽作战期间，位于抚河、赣江之间的中央军，基本没有打什么大仗。仅在1933年8月底，在乌江圩包围突袭并全歼了在这一带修筑碉堡封锁线的国民党军队第80师所属部队，剿俘6000余人。

红一方面军在奉命分离作战期间，虽然也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仅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客观上助长了蒋介石对中央第五次“围剿”防线的构筑，丧失了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七、为什么说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是在泰宁指挥打响的？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兵力50万兵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红军主力均在福建作战，国民党军队基本不费力就于28日占领了黎川。朱德、周恩来于9月25日向红1、3、5、7军团下达《关于歼灭黎川之敌及在抚河会战给各兵团的行动命令》，东方军翻山越岭、兼程疾进，于10月4日在泰宁地区集中完结，又于5日从泰宁地区出发，向黎川以北的硝石地区前进。进入战区后，红一方面军整理战报军情，及时向中革军委提出战斗请示和意见建议，向各作战部队下达作战命令指示，答复各军团的作战电报，部署攻防守备和战斗路线。10月6日，东方军在飞鸢于不预期遭遇战击溃敌军2个团，7日，攻占洵口；22日，向资溪桥敌军发起进攻，经4天受到很大损失，被迫于26日撤出战斗；11月2日，方面军首长命令3、7军团北上金溪，力图震动抚州，11-13日，红军在金溪、抚州之间的浒湾、八角亭地区同优势敌军展开激战，伤亡1100余人，被迫撤出战斗；17-19日，红1军团等部在云盖山、大雄关地区阻敌进攻，遭受较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12月12日，国民党第8纵队向团村发起进攻，红3军团和红5、红9军团将该敌击溃，敌我双方均伤亡过千，红4、15师师长张锡龙、吴高群先后牺牲；12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转移突击方向和组织三个军及各军动作的指示》，将红军主力打散，重新组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转移突击方向。

从1933年9月底至12月中旬，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第一阶段战役，中国工农红军指挥机关设在泰宁，并在泰宁集结红3、5、7、9军团军力返赣作战，全面打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虽然周恩来、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首长对以博古、李德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反对甚至抵制，但作为前方作战部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广大指战员虽然英勇善战，但出现了战争失利的必然结果。泰宁作为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指挥地的客观事实，不容置疑。

八、红军总部在泰宁还作了哪些重大部署？

一是协调推动与十九路军谈判。国民党十九路军是一支主张抗日的队伍，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后，被蒋介石从上海调到福建“剿共”，被东方军入闽给予沉重打击。十九路军主将蒋光鼐、蔡廷锴痛定思痛，决定实行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主动向东方军发出了接触洽谈的函件。方面军首长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一方面做好军事部署，保持对十九路军的军事打击与震慑力度；另一方面，积极促成和谈，周恩来于9月22日向项英、彭德怀、滕代远提出了面谈的具体建议。随后，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推动、批准和组织了彭德怀、滕代远等东方军首长与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在延平王台（东方军司令部）八角亭的会谈，双方达成在东线休战的共识。此后，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到达瑞金，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同国民党第19路军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疆界，恢复贸易，解除对中央苏区的封锁，以及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等。11月20日，十九路军在福州筹建“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政府”，发表宣言和政纲，公开调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开火。

二是调整优化军队建制。在东方军入闽作战期间，报请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同意或根据指示，于8月15日命红3军团第6师回归建制，调独立红61团加入东方军；10月初，在泰宁新桥重新组建了红5军团13师师部，由陈伯钧任师长；10月28日受命组建了红7、红9军团；11月中旬，将红7军团第19师、第20师合编为第19师，后又于12月25日在泰宁对红7军团进行整编。这些军队建制的设立、变更、调整，适应了当时的作战需要，优化了军队的资源配置。

三是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在周恩来总政委的领导下，总政治部、方面军政治部按照政治建军的总要求，先后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兵站政治机关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工农红军医院政治机关工作暂行条例》《关于政治干部问题给各军区政治部的指示信》《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训令第七号》等系列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为军队政治思想建设及来年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打下了坚实基础。期间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突出的特点是利用战争的一切有利因素，做好瓦解敌军工作，如1933年9·18前后政治部在泰宁红军街书写并至今留存的《告刘和鼎部下士兵及下级官长书》巨幅文告、大幅标语等，动员鼓动国民党官兵停止内战、抗日反蒋，取得了显著效果。

四是加强军队后勤保障建设。红一方面军在指挥前方作战的同时，仍十分注重兵站和前方医院等保障机构建设，主要的作战指令也必安排兵站运输、医疗配套等工作。在这期间，建立了以泰宁红军总部为中心，辐射连接东方军闽北、闽中作战地，赣北黎金资反“围剿”前线的兵站及医院的基础建设、运作机制。如8月13日的命令就确定“兵站主线改由瑞金、石城、建宁、泰宁达前方”“东方军以五个兵站医院随进，后方医院暂设宁化收容”；9月27日命令东方军撤围顺昌、将乐，北上就敌时，明确要求“十五师（缺一团）继续掩护兵站运输，由彭、滕命令，其候兵站结束后逐步向泰宁城集中候命”；10月7日，周恩来、朱德亲自率领红军总部机关在泰宁城区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为全军作出了表率。正是对作战部队兄弟般的情感和生命关怀，才能保障在恶劣环境下，部队仍有强力的作战能力。

九、红军总部在泰宁对当时革命形势有什么影响？

一方面，红军总部驻泰宁时期是红军军事斗争形势由主动向被动转化的分水岭。红军总部驻守泰宁的时期，恰恰是“左”倾冒险主义完全统治中央苏区、夺取军事军队领导权的顶峰时期。红军总部入驻泰宁的深层原因是左倾临时中央将周恩来、朱德安排到前方作战，让不懂军事的博古、项英控制中革军委，掌握作战计划和行动方针决定权；而红军总部撤离泰宁，是李德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进一步剥夺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指挥权，完全控制了军事指挥权。这一时期，也恰恰是中央苏区军事局势从总体有利转向全面被动的转折点。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在泰宁指挥打响，遭受重挫，最后红军全线崩溃，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究其原因，是博古、项英、李德等左倾路线领导者，违背军事基本规律，放弃红军积累的游击战、运动战的优势传统，一意孤行、武断指挥，强令红军以少兵力、差装备与疲惫之师，与国民党军优良军备和充分准备，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由胜利走向失败也就成为必然，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另一方面，泰宁红军总部，也是方面军首长与“左”倾路线不断斗争的平台。虽然红一方面军的军事策略受到博古、李德等“左”倾路线军事领导人的掣肘、干扰，但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在原则上执行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的指示和命令的同时，始终坚持真理，与“左”倾冒险主义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军队本底。泰宁红军总部，也成为红一方面军首长与中革军委“左”倾冒险领导者斗争的另一个“战场”。尤其是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队伍，在国民党内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周恩来即使远在泰宁也能迅速了解敌方行动，为作决策和提建议提供了军事情报支撑。东方军入闽期间，9月3日，周、朱发觉蒋军渐向东移，有开始第五次“围剿”的征兆，乃电中央局说明“已命令彭、滕于四日结束战斗后，集结延平附近，准备回师”，5日又电中革军委，再次说明回师理由，但中革军委不同意东方军回师；9月13日，周恩来获知北线敌军将逐渐向宜黄、抚州、南城三角地区集中，给博古、项英及上海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发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的长电，要求中央同意东方军立即结束战斗，“迅速北上”，遭到项英的再次拒绝；9月24和25日，周恩来又两次急电项英并中央局，明确指出东方军必须“迅速结束东方战斗”，“赶早北上”，“左”倾中央采纳意见，但为时已晚。在赴赣作战期间，9月28日，周恩来接连给项英及中央局发了三封电报，指出:“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我们的战术以调动敌军于运动战中给以各个消灭”，但是，博古和李德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朱德的提议。福建事变发生、蒋军东调时，周恩来曾接连向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建议，伏歼经资溪、光泽入闽“讨伐”十九路军的蒋军，藉以支援十九路军，未获军委答复；12月13日，周恩来、朱德联名向中央建议集中兵力作战，既便于统一指挥，又能保证战斗的胜利，但博古、李德和项英等却答非所请，于13日至14日四次给方面军总部发电，屡改命令，造成混乱。为此，12月16日周恩来致电博古和项英:“连日电令屡更，迟至深夜始到”，“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福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于11月24日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延进攻中央苏区，抽调兵力入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红3、5军团应侧击蒋介石入闽部队。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人也先后提出了与19路军配合行动，并带领红军到江浙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建议。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拒绝采纳这些正确有益的建议，致使蒋介石安心调兵镇压19路军。中央苏区和红军错失了借助这次事变粉碎第5次“围剿”的良机。周恩来、朱德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和瞎指挥进行了批评和抵制，坚持了红军作战的基本指导原则，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排挤和打击，1934年初，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后，周恩来就被脱离军事指挥岗位，一直到长征前，也未能直接指挥红军作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证明了李德所推行的红军正规战、正面战、堡垒战理念的破产。这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却“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中引起了日益增长的怀疑和不满”，这正是后来遵义会议能够拨乱反正的重要原因。

十、红军总部入驻对泰宁革命事业有什么重大贡献？

一方面，提升与改变了泰宁在中央苏区的战略地位。泰宁是组成原中央苏区最早的核心县份之一，被誉为“中央苏区向东挺进的战略门户”，红军总部入驻后，这个门户地位更加显著。1933年下半年，闽赣两省军事前线的焦点定格于泰宁，各类军事部署、军力调度、作战指示均在这里汇集、处理、发出，周恩来、朱德在这里组织指挥了举世瞩目的东方军入闽作战、红军与十九路军和谈和打响第五次反“围剿”。红1、3、5、7军团首长及指挥部均先后进驻泰宁，泰宁也成为众多开国元勋沙场点兵的实践地，泰宁由此在中国革命史和军史上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同时，泰宁从战争前沿一跃而为战略后方，红军中央苏区银行入驻于此，为“赤化千里，筹款百万”作了贡献；东方军在将乐、顺昌、洋口、沙县等地战斗所缴获的布匹、食盐、西药等物资都集中到泰宁,从新区抓获的土豪也押解到这里,泰宁便成为闽赣省等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中心和经济建设的重点地区。

另一方面，促进了泰宁革命事业的发展进步。东方军入闽作战期间，泰宁新增设了梅口、余坊、麻岭、泽坊四个区委、区革委会；10月25日，泰宁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城隍庙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县苏维埃政府班子，彭德怀到会讲话。会后，泰宁形成了全县10个区苏、100个乡苏的红色政权建制，全县工会、少共、妇女等群团组织也先后建立发展起来；泰宁先后承担了创建红七军团、少共国际师、闽中独立团的任务,一次又一次掀起扩红热潮，向部队输送新鲜血液2000余名；还使县、区两级的游击队扩大了600多名，全县赤卫军达1670人，少先队达1063人。泰宁红军总部入驻，开启了长达一年的红色苏区时期，也是泰宁历史上最长的红色岁月，泰宁经济社会发展空前繁荣。迅速开展了“分青苗”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当年收获的稻谷为历年所罕见；红色政权在泰宁城区兴办了不少军需民用工厂，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被服、药品和弹药；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泰宁专门设立了“粮食调剂局”和赤、白区贸易的“贸易处”，创办“红色消费合作社”、红色饭店,建立县革命互济会组织，有效地活跃了经济。苏区医疗卫生事业依托红军得以快速发展，1933年秋,红军在城区设立了二兵站医院,县苏则开设了苏区中药铺等医疗卫生机构，既为部队治疗伤病员,也为苏区的群众看病，谱写了军民同心、军地携手的典范。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2017。

2.《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中共江西省委党研究室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3.《泰宁人民革命史》，陈雄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4.《周恩来军事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

5.《项英军事文选》，《项英军事文选》编辑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6.《血火鏖战：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王新生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23。

7.《东方军研究》中共三明市、泰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刊物，1997年编。

作者：江茂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