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从1945年7月至1946年5月，是反动派制造“永安大狱”，进步文化活动遭受扼杀的阶段。

1945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场上已全面崩溃。当人们盼望已久的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在福建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从1945年7月起，福建特务机关按照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密令，以“周璧被捕”为导火线，由特务少将俞嘉庸带领，先后在福建全省各地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疯狂镇压民主革命力量，使全省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所谓“周璧被捕”问题，显然是个掩耳盗铃的借口。美国盟军在日军面临全面崩溃前夕，曾打算在我国东南海岸正面攻击日占区。当时驻永安的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主任兰德，于1945年初要刘建绪的私人秘书谌震物色一位适合对象，前往浙江与新四军取得联系。谌震即把在改进出版社任助理编辑的周璧介绍给兰德。兰德交给周的任务是传达美新处三点意见：一是同新四军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二是可提供武器弹药和经济援助；三是请新四军派正式代表到永安或上饶商谈。周接受任务后偕同未婚妻彭传玺和家在浙东的刘文铣（刘金）三人，带着美新处和永安县政府的证明前往浙东。他们很快地于三月间同新四军浙东纵队取得联系，纵队领导热情接待了他们，并经请示延安总部后答复：纵队无权与美新处直接建立联系，须由美大使馆与延安商谈。周等未能完成预期任务，要求留下工作。刘金是当地人被允许留下参加新四军。周璧作为美新处代表，纵队认为不能留。于是周璧和彭传玺两人由纵队提供路费，返回永安。周、彭返回时带了《新浙东报》《整风文献》等一些书刊，于五月初行至浙江龙泉被捕，解送江西铅山第三战区长官部直属联络站（特务机关），进行秘密监禁审讯。

周璧等人赴浙联系配合抗日之事，完全是美新处所布置，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国民党顽固派不但非法逮捕了周璧等人，而且借这一“事件”，把镇压的矛头指向整个进步文化界和民主革命力量。这充分证明他们图谋已久，绝非偶然。

事实上国民党顽固派早就把永安进步文化活动视为洪水猛兽，数次伺机摧残。1939年12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顽固派就借故勒令《老百姓》报停刊。1940年《现代文艺》刚问世，就说该刊登载邵荃麟的小说《英雄》“妨碍役政”，指控改进出版社“隐存着共产党”。省党部几次密令追查卢茅居、卓如等共产党员的行踪。皖南事变后，顽固派以军事围剿和文化统制双管齐下，袭击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逮捕并杀害了共产党员卢茅居等，强迫许多刊物停刊。抗战最后二年，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最活跃时期，顽固派更是虎视眈眈，乘隙镇压。省党部命令永安县政府，说东南出版社办的《联合周报》“内容左倾”，要立即“加以封闭”。从1944年底开始，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福建版），连续发表反共文章和社论，说共产党正“打入上层政治组织”，“深入文化机关团体，盗用公私报纸杂志发布谬论”“公然倡导其‘联合政府’式的主张”等。要“各级地方领袖”“立刻决定对策，并且立刻付诸执行”“实行大刀阔斧的手段”“擒贼先擒王”。真可谓磨刀霍霍，血迹可见了！1945年5月，国民党特务少将俞嘉庸到福建活动。接着《中央日报》于7月7日炮制了一个“闽省文化界通电”。文化特务黄萍荪主编的《龙凤》刊物也紧锣密鼓，发表社论，污蔑“中共割据土地，非法活动，其阴谋篡窃现政权的策略，是以武力与文化为二大骨干”。漫骂进步文化界“数典忘祖，陷中华民族之精神文明于万古不变之境”，叫嚷要“立即赶而堵击”。

“山雨欲来风满楼”。果然，顽固派利用“周璧被捕事件”，大打出手。7月11日俞嘉庸承顾祝同的密旨，召集省府调查室（军统）和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中统）等头目策划行动计划。他们首要的目标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核心和骨干。次日清晨，大小特务倾巢出动，由俞嘉庸亲带部分武装特务到刘建绪官邸，要刘以“商谈公事”为由通知羊枣、谌震到省府开会，谌先到即遭逮捕，羊枣到时见机不妙，机智脱身，避进美新处。特务闻讯后立即武装包围了美新处，逼美新处交人。相持了几天后，顾祝同电告重庆国民政府，由外交部向美驻华大使馆交涉。这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由支持中国联合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美国大使馆竟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借口，命令永安美新处将羊枣“引渡”给第三战区而后投入监狱。

▲刘氏祖屋——《老百姓报》编辑部

同在7月12日这一天，特务们分别搜查了羊枣和谌震的住处。接着又先后搜查了东南出版社、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省政府编译室、图书馆、省气象局、行政干部训练团及东南“工合”永安事务所等单位和有关人员的办公室、宿舍。

从7月12日开始，特务们还先后在永安逮捕了王石林、李达仁、李力行、贵婉兰、叶康参、董秋芳、赵伯衡、陈耀民、曾列明、易湘文、余敦、李达中、刘作舟、姚勇来、沈嫄璋；在连城逮捕了毕平非、杨学修；在福安逮捕了钟尚文（骆何民）；在龙岩逮捕了陈学铨、潘超；在闽南逮捕了霍劲波、林子力、陈伟顺、尤淑德；在顺昌逮捕了陈文全。省府秘书长程星龄亦被蒋介石召往重庆监视，随后被软禁；江子豪亦被扣留审查。在“永安大狱”事件中，先后被捕、被禁、被扣达31人。

顽固派还要进一步扩大事态，继续在各地进行大逮捕，弄得人心惶惶。不少人已被列上黑名册，有的闻讯后暂避他处，才免遭厄难。王亚南也打了被包，做好随时被捕准备。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会议上气愤的说：“国民党可以抓去我们的人，但决不能迫使我们做他们要做的事”。不久，他愤然辞职，前往厦大任教，以示抗议。

国民党顽固派在疯狂镇压进步文化活动的同时，在永安成立了第五绥靖区司令部，派重兵清剿闽西北抗日游击队，并用重金悬赏捕杀了游击队领导人林大藩等一大批优秀革命志士。

这些事实都充分证明，国民党顽固派摧残进步文化，镇压抗日民主革命力量是蓄谋已久，是顽固派企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继续实行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法西斯独裁的本质暴露。但它也从反面教育了人民，磨练了革命者。

“永安大狱”的发生，激起了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极大义愤。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进步文化界的不少团体、机关各界民主人士，会同被捕者的亲友，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积极进行营救活动。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全体同仁，联名向省政府要求保释李达仁；《民主报》的总编辑颜学回要求保释董秋芳和叶康参。当时在社科所任职的章振乾、余志宏和在省府编译室的赵家欣等人，曾为营救蒙难战友而积极奔波，疏通渠道，使一些同志提前保释出狱，少受囹圄之苦。

在“永安大狱”中被捕的文化战士，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肆虐、蹂躏，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羊枣严辞拒绝了顾祝同企图用高官厚禄的收买，同难友一道向顽固派据理力争。他还在狱中翻译了美国作家克拉伦斯·戴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后由夏衍作序，于1946年11月由生活书店出版）。董秋芳在狱中积极联络难友，起草信件，向当局提出抗议，并吁请各界著名民主人士宋庆龄、冯玉祥、罗隆基等，监督和敦促当局根据“双十协定”的有关条款，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

正当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开幕，在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将释放政治犯的第二天，羊枣却被虐死于杭州监狱。消息传出后，国内外新闻界大为震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和在国统区重庆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等报刊，都用醒目的标题，刊登《名记者羊枣于1月11日死于杭州狱中》的新闻，并连续报道全国各地悼念文章和各界的抗议声明。《新华日报》就羊枣冤死狱中发表了《迅速释放政治犯》的社论。上海新闻界于友、金仲华、孟秋江等61人联名发表《为羊枣之死向政府的抗议声明》，要求彻底查清羊枣遭受虐待致死原因，“严惩非法下令逮捕的祸首”，呼吁“立即平反福建冤狱”，释放同案全部政治犯。羊枣胞妹、香港《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从纽约致电全国新闻界同业，控诉蒋介石、顾祝同故意以“泄漏军事机密”的莫须有罪名，构陷横加，草芥人命，虐死羊枣，蹂躏人民的滔天罪行。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羊枣之狱不伸，即中国人民之生命不得保障。”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来，著名剧作家华慈，名记者爱泼斯坦，怀特等24人，也联名由美国纽约致电国民党政府，对特务虐死羊枣表示严重抗议。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连续发表《论羊枣之死》《再论羊枣之死》等文章，揭露顽固派的暴行。羊枣的生前好友及全国知名人士夏衍、田汉、柳亚子、于伶、金仲华、胡仲持、恽逸群等，都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文章，沉痛悼念这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烈士。

1946年5月19日，上海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和外国友好人士以及工人、学生等1千多人，在国泰殡仪馆为羊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郭沫若主持，会上有马叙伦、梁漱溟、许广平、熊佛西、金仲华、田汉等知名人士先后讲了话。陆定一送了一幅挽联：“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缧绁蒙冤，囹圄殒命，重重惨痛绝人寰！”会后，上海及全国许多重要报刊大都发表了新闻消息。

从“永安大狱”发生，到羊枣之死和对羊枣的悼念活动，全国的抗议浪潮一浪高一浪。面对国内外舆论的严正谴责，国民党当局噤若寒蝉，不得不在强大的压力下，于1946年4月后陆续释放“永安大狱”中被捕的部分人员，有的还拖到1948年后才释放。

长达7年之久的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并没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镇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取得了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国内外进步民主力量的强大声援，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