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随着民族解放战争而艰难行进。在7年多的战斗历程中，尽管激烈曲折，有起有落，但始终坚持斗争，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8年5月至1942年底，是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形成、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大批文化工作者在全国“文协”的号召下，深入前线、农村和内地，通过较多地接触现实，以大量的、小型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和戏剧演出宣传，报道前线抗战消息，反映人民大众生活和斗争，揭露社会黑暗现实，使进步文化活动同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借以唤醒民众，促进民族意识觉醒，并使他们认清形势，树立必胜信念。这期间，尽管经历了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但以地下党领导的《老百姓》报为先导，以改进出版社为中心的进步文化活动，得到了人民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仍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老百姓》报（五日刊），是1938年6月省会内迁永安后创办的。主编陈培光，发行人章振乾、季永绥。陈培光当时是中共党员，他利用在省教育厅任职的方便，组织进步青年陈启肃、高时良、林浩藩、徐君藩、卓克淦、茅乐楠、姚勇来、沈嫄璋、徐君梅等参加编辑。始为八开单版，仅油印数百份。后因销数激增，经多方自筹经费，从第13期起改为铅印的四开二版。中共南平工委成立后，该报由工委直接领导，并迁往南平（社址及联络仍在永安），由叶康参、叶文煊先后负责编印，发行量达5000份左右。该报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文章短小通俗，观点鲜明。“在荒芜的本省民众读物中，是一株最早萌芽的茁实青苗”，“处处表现其日趋繁荣蓬勃的气象”（徐君藩：《介绍几种优秀的民众读物》，登1939年3月8日《民教指导》第14期）。由于该报政治倾向进步，很快引起国民党顽固派注意，发行和编辑人员几次受到威胁警告。1939年11月该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发表一篇“谈话”，痛斥汪伪之流投降卖国行径，为顽固派所忌恨而终于被迫停刊。该报虽然存在不足一年半时间，但它打破了永安当时沉闷窒息的空气，犹如甘澍滋润着久旱的土地和人民的心田，其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这一阶段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是改进出版社。该社创办于1939年2月，社长兼发行人黎烈文是当时蜚声文坛的左翼作家、翻译家。在黎的惨淡经营下，该社先后编行6种固定期刊，出版8大丛书和单行本共100余种。在其鼎盛时期，一年就销行本版图书杂志377000多册，外版图书杂志38800册。省内设有3个营业处，3个总经销处，省外往来同业有300余家（据《闽政三十一年》统计）。像这样规模的文化出版机构，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确是不多见的。

改进出版社编行的6种固定期刊，各具特色，尤以《改进》和《现代文艺》成就最为突出。

《改进》半月刊（后改月刊），是个综合性刊物。1939年4月1日创刊，1946年7月25日终刊，是国统区坚持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先后由黎烈文、沈炼之等主编。第七卷后由倪师坛、郑庭椿编辑。前后担任编委的还有吴朗西、陈东帆、周学普、陈建民、王西彦、周玉津、董秋芳、叶培馨等。该刊的宗旨是“配合长期抗战需要”，建立一个“推动内地文化的据点”，并以鲁迅“办刊物犹如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力求“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由于黎烈文的声望和同仁的努力，该刊办得很有特色。除“尽量提供一切和抗战有关的材料”外，也“不忽略各种专门学问的研究”。前后发表的作品，多出自名家手笔，影响甚大。黎烈文撰写的“半月谈话”，短小精练，针对现实，或评或议，鲜明有力。在抗战发展的不同阶段，先后编了不少特辑、专号，集中介绍或评述国内外政治、军事局势，使人认清形势，坚定信念。该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译作占全部作品的47.5%（共640多篇）。除大量反映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外，还以相当篇幅译介各国进步作家、学者的生平和著作。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狄更斯等，刊登了不少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人的作品。这对于扩展读者视野，激励民族精神，繁荣文学创作，活跃学术气氛，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其中介绍苏联卫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章，近百篇，还精心编出了“苏联建设介绍”专号。编者指出：“苏联的人民能够从内忧外患中克服一切困难，建立现在这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只有着热烈的叹赏，同时还要知道虚心的学习。”这同国民党顽固派当时的反苏论调正形成强烈的对照。《改进》发表的文艺作品也占一定篇幅。特别是《现代文艺》停刊后，增辟了“文艺栏”，不久后由王西彦主编“文艺副刊”。曾先后发表巴金、艾芜、邵荃麟、章靳以、聂绀弩、葛琴、孟秋江、臧克家、徐中玉、季羡林、公盾等名家的文艺作品和文学理论，有一定的影响。

改进出版社还先后从省教育厅接办《现代儿童》《现代青年》和《战时民众》3种期刊。

《现代儿童》（月刊），从1939年9月16日接办，至1946年7月15日终刊，与《改进》相伴始终。先后由张文郁、葛琴、柯咏仙、许粤华和郭风等主编。该刊内容浅显通俗，栏目众多，图文并茂。曾连续报道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演出动态，刊登过著名儿童文学家贺宜、福建作家郭风等人的童话作品，很受少年儿童喜爱。

《现代青年》（月刊），从1939年11月10日起接办，至1942年12月停刊，先后由陈东帆、卢茅居、卓如、陈培光、赵家欣等人主编。该刊以中学生和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内容以宣传抗战为主，兼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主要撰稿人有黎烈文、卢茅居、陈培光、赵家欣、高时良、陈范予、王西彦、陈友琴、沈炼之、傅依凌、施寄寒、杜菱等。邵荃麟、光未然、章靳以也常在该刊发表文艺作品。该刊的“青年园地”，曾先后刊登80多位青年作者100多篇文艺作品，并举办征文竞赛，对鼓励青年创作热情，培植文艺新军，起过一定作用。

《战时民众》原为旬刊，1940年1月改进出版社接办后改为半月刊，姚勇来主编。到1941年9月停刊，后改出单行本。该刊内容通俗，适合农村宣传和民众口味，常报道抗战时事新闻、人物传记、故事，以及评话、活报剧、街头诗、漫画等。1940年4月编出“讨汪特辑”，挞伐汪伪之流，在民众中影响颇深。

改进出版社于1940年2月创办的《战时木刻画报》，是份颇具特色的通俗画刊，主编江则明、萨一佛。作品有木刻、漫画、故事画、连环画等。主题鲜明，形象生动。丁明根据谷斯范原著设计的连环画《新水浒》，影响较大。该刊到1941年9月停刊，后改出单行本。

▲霞鹤村黄氏宗祠——改进出版社旧址

改进出版社的期刊中，战斗性最强、艺术性较高的是《现代文艺》月刊。该刊于1940年4月25日创刊，1942年12月25日终刊。先后由王西彦、章靳以主编。该刊是一份纯文艺刊物，发行量达一万份左右。它的创办并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之一，与邵荃麟的指导、关怀是分不开的。邵当时在浙江担任党的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他向黎烈文推荐王西彦来永安开辟文艺阵地，目的是“尽可能地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王西彦《〈现代文艺〉与邵荃麟》）创刊号和最初几期的稿子，亦多由邵亲自组稿后从浙江寄来永安。该刊问世后，邵曾寄来一封短简（登《现代文艺》一卷二期），表示祝贺，并给予很高评价。说它“不仅可以跟全国各大文艺刊物匹敌一下，而且有些地方还显出它的特色”。邵还对该刊内容提出四点希望：“一、保持每期都有西洋文学理论和作品的介绍”；“二、保持每期权威性的理论文章”；“三、添加文艺批评与介绍”，“特别是对东南作品的批评与介绍，并注意新作家的提拔”；“四、短论中各问题的提出应与全国文艺运动取得一致”。这些意见，对该刊后来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影响。1940年6月前后，邵荃麟因中共浙江金衢特委被敌破坏，偕同夫人葛琴辗转来到永安，在这里蛰居约半年，先后发表不少文章和著作，对改进出版社（包括《现代文艺》）的工作有过一定帮助和影响。

因此，《现代文艺》在文艺理论建设上的成就特别突出，也是该刊战斗性强的一个重要标志。该刊前后发表的文艺理论文章达60多篇，紧紧围绕当时全国文艺界争论的“民族形式”“文艺大众化”及“暴露与讽刺”等问题而展开。冯雪峰、张天翼、欧阳凡海等都发表过很有见地的论文，有较大影响。该刊的“短论”栏，多由王西彦、卢茅居等人撰写，针对当时论争问题，有感而发，旗帜鲜明。皖南事变后，短论栏被迫取消，他们又以杂感、书评等形式继续开展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与此同时，对梁实秋等人鼓吹的“与抗战无关”论，以及为法西斯特务政治张目的“战国派”文学逆流也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指出“与抗战无关”的实质就是投降。警告那些所谓“纯艺术家”和“第三种人”，不要重蹈苏汶、周作人堕落附逆的覆辙（杨洪《关于形式主义》）。指出陈铨的《野玫瑰》是“抗战以后最坏的一部剧作”，“在意识上它散布汉奸理论，在戏剧艺术方面，它助长了颓废的、伤感的、浪漫蒂克的恶劣倾向”（谷虹《有毒的〈野玫瑰〉》）。有些文章还联系斗争现实，抨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文艺政策，呼吁给予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的正视，独立的思考，大胆的说出真理”的“言论思想的自由”（维山《文艺与政论》）。

《现代文艺》创刊以来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80多篇，报告通讯40多篇，散文60多篇，新诗百余首，外国作家作品译介30多篇。其中不少出自名家手笔。这些作品都从广阔的背景上艺术地再现了抗战时期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

改进出版社陆续编行的八套丛书和单行本100余种，远销全国各地，在东南各省影响颇深。尤其“现代文艺丛刊”影响最大。前后共编出四辑（前三辑每辑六册，第四辑仅出一册）。多是唐弢、艾芜、邵荃麟、葛琴、聂绀弩、黎烈文等名家文集。

这期间，原在郁达夫领导下的省政府公报室编行的《公余》（曾一度与《闽政月刊》合并改为《闽政与公余》），也曾先后刊登郭沫若、郁达夫、王鲁彦、曹聚仁、许涤新等名家作品，并大量转载著名记者范长江、孟秋江的报告文学。既报道国民党军队抗战情况，也刊登八路军、新四军参战消息，同时还转载朱德、董必武等我党重要领导人的文章，对内地群众了解党的全面抗战主张起了一定作用。这对内地群众了解党的全面抗战主张起了一定作用。此外，省研究院、教育厅、银行和省立农学院、师范、音专、师专等院校办的刊物，也都围绕抗日救国斗争发表了不少好作品。他们与改进社互相配合，彼此呼应，使永安的舆论阵地基本上控制在进步文化人士手中，一度出现繁荣局面。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政治局势逐步恶化。国民党采取高压手段，限制和取缔各种抗日活动，摧残进步文化。这年7月，福建省把原有拼凑的“图书审查委员会”，扩大为“图书审查处”专门机构，并先后在南平、晋江、龙溪、福州、闽北等地、市设立分处，在连城、长汀、沙县、邵武等近20个重要县份设立审查专员办公室。1942年后又增设戏剧审查业务，组建出版社，编印《福建言论动向》期刊和反动书籍。图书审查处成立一年时间，全省先后被审查原稿的图书杂志就达291种；已出版的图书480种、剧本8种；被禁止或修改的25种，查禁没收的129种，268册（《闽政一年》1942年12月出版）。许多进步文章和作品被扣留，有的被肆意删改。到1942年底止，先后有《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剧教》《福建剧坛》《剧讯》《现代青年》《现代文艺》等许多刊物被迫停刊。改进出版社只剩下《改进》和《现代儿童》一老一少支撑局面。有的作家被迫离开永安或辍笔改业。一度欣欣向荣的抗战文化随即趋向低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