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和(1908年—1935年5月),乳名狗子,泰宁城关人。他祖籍长汀，其父杨官云，由于在老家穷无立锥之地，且无法躲避苛捐杂税的压榨，于清朝末年逃到泰宁城关，栖身城隍庙，以帮人抬轿、卖柴为生。民国二年(1913年)，志和5岁时,他父亲在劳累和贫病交迫中死去。他母亲把他10岁的姐姐杨桂珠卖给人做童养媳，才买下一口薄棺草草地将他的父亲埋了。由于孤儿寡母无法维持生活,7岁时,志和便随母亲改嫁到了一个姓许的做砖瓦的单身汉家里。后父待他如亲生儿,给他上了几年私塾,但终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后随继父学制砖瓦，学得了一手娴熟的技术。尽管父子两人发奋劳动，但仍然难以糊口。

1931年6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团6师政委彭雪枫率部解放了泰宁县城。志和如见天日,率先参加了工会和赤卫队,并当选为泰宁县城市区西南乡革委会主席和中共泰宁支部书记。他苦大仇深、立场坚定、敢于斗争。住在城隍庙紧邻的地主、豪绅萧草堂,为了逃避斗争而拿着一大包银圆漏夜上门向杨求情,请杨包庇，说：“远亲不如近邻,你今天照顾我,说不定我日后还可以照顾你呢？”志和拍案怒斥：“我父亲正是给你抬轿上将乐吐血累死的,临死求你借些钱买药,你都不给,还是什么亲邻？”“告诉你，老实点,别在我身上打主意!”随即在城隍庙召开了全城工农群众大会,志和任审判长，并以自身的苦难家史现身说法,说明 “不革命就没有出路”。号召大家：“和地主、豪绅划清界线,坚决革命不动摇。”在会上，宣判将作恶多端的李功隆、余金旺等七名土家、劣绅、地痞流氓头子处以死刑，因而唤醒了泰宁的工农，增强了大家的斗争勇气和决心。

1931年7月9日,红军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而回师赣南，县城为国民党泰宁县民团所占，志和率领城市区的区乡干部和赤卫队员转移至四乡打游击。至1932年10月19日，又随红五军团回师泰宁，收复县城，杨志和当选为城市区革委会主席。通过这两个多月的实践，志和认识到打击和歼灭地方反动武装尤为迫切，如：城区保卫团总周老龙，在红军主力转移、区乡政府转移至乡下之际,竟大搞反攻倒算，关押戴家坊乡苏干部戴其生等人,打死赤卫队员丁求生,无数革命群众四散逃亡。因此,杨志和下决心，千方百计寻歼周老龙为首的反动武装。周惊慌万状,几次脱逃。最终在1932年旧历重阳日的夜晚,为杨志和所率领的红军与赤卫队在奔袭时所歼,并救出了被捕的区乡干部。这次,周老龙虽又只身逃脱了，但在志和的巧妙追捕下,最终将其捕获正法,从而大快人心。

当时,苏区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敌人禁止食盐、布匹、百货等生活必需品进入苏区,抓到就以“通匪罪”杀头。尤其是食盐奇缺,每块银圆买不到12两盐巴。在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维持军需民用,志和不避艰险，组织武装从将乐等地抢险购运；发动群众“熬硝制盐”，解决了县城军民吃盐的困难,粉碎了国民党的“禁运”。

1933年3月,志和担任县委委员兼城市区委书记；10月，任县宣传部长；12月，兼县苏副主席。为了巩固红色苏区的泰宁县城,他奉命率领县、区乡干部和地方武装组成“武装工作队”,去开辟县城周围及将乐县的余坊、马嘶等地的工作,组建政权,发动打土豪、分田地和扩红、筹款、支前等运动,有力地巩固了根据地的建设。1934年1月初,东方军二次入闽作战,攻下了沙县、将乐等城镇。志和又受命组织并率领泰宁的千余工农群众前往运回缴获的大量食盐、布匹、医药和日用品。他冒着敌机的轰炸,身先士卒,及时完成了任务,为解决军需民用的困难作出了贡献。

杨志和在工农红军三次进占泰宁的整个苏区时期,是个出色的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社会活动家。他不畏艰难险阻,日以继夜地奔走于各个区乡,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能见到杨志和。因此,在1933年10月25日，举行的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上,他当选为泰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已进行近两个月,战争形势严峻,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杨志和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支前、修工事和参战。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泰宁县城遂于1934年3月19日陷于敌手。县委率领县直机关和各区游击队400余人,经梅口、弋口、双坪,于5月中旬抵龙安,坚持游击斗争。此时,杨志和被派到各区乡做群众工作,县苏主席由严绍成担任,杨志和为副主席。8月12日,这支队伍离开龙安,被编为闽赣军区18团3连,在归化、清流、宁化和闽中一带游击。1935年3月,组织上派他潜回泰宁县城同转入地下斗争的同志联系并提取活动经费,当他隐蔽在水南砖瓦厂时,由于坏人告密,而不幸被县伪警察局逮捕,在狱中历尽酷刑,坚贞不屈。3月10日,在县城西门外刑场上,扬志和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在敌人罪恶的枪声之中慷慨就义。时年27岁。

（原载《泰宁党史资料》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