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静静地安卧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庄严肃穆的告别室内，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公安部，北京市委，贵州省委、省政府，福建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公安厅，泰宁县4套班子等单位，以及谷牧、江华、王首道、林月琴(罗帅夫人)和泰宁老县长江友金等人敬献了花圈。北京市委、东城区委和北京市老干局的领导同志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朵朵白色的小花寄托着人们无限的哀思；条条洁白的挽联象征着他光明磊落的一生。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和毛主席、徐特立、项英等领导同住在叶坪的一排祠堂里，而且在何叔衡安排下，冒雨步行30余里去红都瑞金迎接刚从上海中央来的林伯渠同志到中央驻地叶坪工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去瓦窑堡监狱营救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与林伯渠一起去西安火车站劝阻张国焘叛变南逃；在准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他第一个审问了战犯杜聿明。他，就是原贵州省机械厅副厅长，北京市东城区第五、第六届政协常委，泰宁县5610余名红军中参加过长征而解放后健在的3位老红军之一的杜明同志。

故事三：规劝张国焘

1938年3月下旬，我于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即被派往敌后山东纵队政治部保卫部参加抗战工作。我们一行五人离开延安，来到西安，住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等待人员到齐，同时筹备服装、枪弹和火车等。

4月7日深夜，我因白天公务劳乏，睡得正酣，忽听到有人在叫我在名字，我睁眼一看，原来是林伯渠站在床前，我蓦地掀开被子下了床。林伯渠同志时为西安办事处主任。在此之前，最令人难忘的是，1933年仲春，林老从上海初到中央苏区时，中央委员何叔衡派我和另外两位同志一道，冒着蒙蒙细雨徒步把他从瑞金接到中央驻地叶坪时的情景。由于我长期以来就做保卫工作，所以不论在红都瑞金、长征途中或延安时期，我和林老都有过多次接触，彼此间要算是颇为熟悉的了。

“林老，有紧急任务吗?”

“延安来了急电，说张国焘准备叛逃投敌，现已来到西安，我们要去火车站截他，和你一起来的几位同志也马上跟我一道去!”林老是政治家，有文人风度，对我们下达任务虽不像战场指挥那样不容置喙，但从他坚定的语气和严肃的态度中可以想见，此举非同寻常。林老之所以叫我们去，是因为我们都是老红军，是经过多年战争考验的党员干部，比较可靠。张国焘突然叛逃，使我感到震惊，但细想来也并不奇怪。他长征期间搞山头闹分裂，就曾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可他毕竟是中央领导者之一，是有影响的人物，所以，当时心里也难免有些紧张。

我们随林老登上黄包车，离开办事处驻地七贤庄。4月初的西安之夜，依然寒气袭人。车夫在我们的催促下，预感到我们是在去执行一项急要任务，于是加快步伐，向火车站疾驰。到达火车站，我们跳下车立即随林老向候车室走去。在人声鼎沸、杂乱无章的候车室里，一下子就发现了缩着身子坐在一个角落里的大沙发上的张国焘。他大个头，身着深色中山装，鼻梁上架的那副金丝眼镜掩饰着那只坏了的眼睛。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了，(第一次是长征过了雪山到达四川的两河口时)。这时，他正低头沉思，我们走到他跟前，他似乎没发觉。林老叫了一声“国焘!”他仍然未从凝注的沉思中回到现实中来。林老放大嗓门又喊了一声，他才猛然抬起头。当他的目光和林老的目光相遇时，他的身子突然颤了一下，一句话没说，又收回怯弱的目光狼狈地垂下头去。我们向四周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远近不仅有“便衣”，还有武装警卫，显然是前来“护驾”的。因为我们穿戴的是八路军服装，又佩有徴章，所以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林老理直气壮地向他转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奉劝他返回延安去。张国焘说他有事要去武汉。林老当即问他此行是否经过了中央研究？批准了没有？张国焘万没料到上车之前林伯渠会突然出现，仓皇之中张口结舌，一时难以自圆其说，只好搭讪道：“是我自己临时决定要去的，来不及向中央报告，你回头禀告延安好了。”林老抑制住心头的愤怒，正色批评他：“你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能不经中央批准就擅自行动呢？这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员起码都应遵守的一条组织纪律!”林老见他低头不语，又平心静气地说：“你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央对你还是很重视的。今天，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请你回延安去。”他仍然不吭气，林老又说：“你如果有什么意见或不同看法，我们可以先回到办事处去慢慢谈嘛!“对林老的忠告，张国焘始终置若罔闻。林老苦口婆心地动告了约一刻钟，火车汽笛一声长啸，划破夜空的宁静。“请上车!”张国焘被国民党便衣和武装簇拥着登上火车。他们人多势众，张国焘又死不回头，我们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便没有强行阻拦，随即也跟着上了火车。林老还想做出最后的努力，严厉地对他说：“你应当下车。有公事我们可以到办事处好好商谈一下。”张国焘自恃有敌特“保护”，态度十分强硬地说：“无须到办事处和你商谈。我要到武汉去找周副主席。”接着话锋一转，神气十足地说：“去武汉我还要同蒋介石商谈统一战线的问题呢!”林老义正严词地指出，与蒋会谈，必须经中央集体研究作出决定，并指派代表才行。况且周副主席已在武汉。张国焘理屈词穷，索性翻脸，诬蔑和攻击党的路线政策。在双方争执中，汽笛发出第二次怪叫，火车马上就要启动了，林老又语重心长地可嘱张国获的警卫员张海路上要“多加注意”。我们一下车，门“嘭”的一声关闭了。张国森这个可耻的叛徒，就乘着这列火车，逐步驶向罪恶的深渊。

我们回到办事处，林老立即将事情的原委电告延安党中央和在武汉任国统区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张国焘这次借祭黄陵之机串通蒋鼎文逃到武汉后，仍讳疾忌医，断然拒绝周恩来等同志的规劝与挽救，死心蹋地地卖身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武汉失守后，他辗转到了重庆，加入了戴笠的“军统局”，尽管他一再表示“竭诚效劳”，但始终未被蒋介石所赏识，在惊恐和孤寂中度过了残生。最后于1979年冬，冻死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养老院中。

历史是无情的，叛党叛国者是绝没有好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