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静静地安卧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庄严肃穆的告别室内，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公安部，北京市委，贵州省委、省政府，福建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公安厅，山东省公安厅，泰宁县4套班子等单位，以及谷牧、江华、王首道、林月琴(罗帅夫人)和泰宁老县长江友金等人敬献了花圈。北京市委、东城区委和北京市老干局的领导同志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朵朵白色的小花寄托着人们无限的哀思；条条洁白的挽联象征着他光明磊落的一生。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和毛主席、徐特立、项英等领导同住在叶坪的一排祠堂里，而且在何叔衡安排下，冒雨步行30余里去红都瑞金迎接刚从上海中央来的林伯渠同志到中央驻地叶坪工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去瓦窑堡监狱营救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与林伯渠一起去西安火车站劝阻张国焘叛变南逃；在准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他第一个审问了战犯杜聿明。他，就是原贵州省机械厅副厅长，北京市东城区第五、第六届政协常委，泰宁县5610余名红军中参加过长征而解放后健在的3位老红军之一的杜明同志。

故事二：释放刘志丹

1935年10月，正当陕北根据地左倾错误领导人在党内狂热推行“肃反”的危急时刻，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吴旗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这时，陕北根据地的形势十分严峻，“肃反”已错杀了两百多革命同志，陕北红军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等同志正在狱中受审。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到陕北下寺湾，就立即下达“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并以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组成工作团，带领一个连火速赶往瓦窑堡，营救正待处决的刘志丹等一批革命同志。

到达瓦窑堡的第二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即派我(时为保卫局检查组组长)带领侦察部的三位同志去履行营救刘志丹等同志的光荣使命。

我们带着证件和命令，疾步如飞地到了监狱。这座监狱是一排民房窑洞，我打开监狱大门走了进去，里面是一字排开彼此相隔的小套间，每间都关着好几个人。此刻，监狱已被保卫局接管，但我们四人都不认识在押的同志，只好拿着名单高声呼叫他们的名字。

“刘—志—丹!”这是我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叫他的名字。

“在!”随着应声，从纵深的一间牢房里走出一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年轻人。他中等身材，须发蓬乱，头戴八角帽，身着套打了补钉的灰色军装。面庞清瘦而不失英俊，潇酒的风姿。尽管他身陷囹圄，备受折磨，但从他那坚定自若的眼神中，依然显示出炯然未挫的革命锐气。这就是我久闻盛名的刘将军吗？！我走过去向他举手行了个军礼，并立即给他打开手脚镣，包括高岗等同志也一一获释。情绪甫定，我向他们宣布：“毛主席对你们非常关心，一到陕北就派我们来了。”顿时，刘志丹和其他几十位被囚的战友热泪涌流，互相拥抱，并和我们一一握手致谢。战斗中凝成的革命友谊比手足还亲。虽说英雄眼泪值千金，但在此时此刻——1936年10月21日下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离开监狱，我陪着刘志丹首先来到保卫局办公室，局长王首道同志紧握着他的手亲切问候，关切地询问他备受折磨的身体状况，对他进行了安慰。大家忙着为他让座倒茶，打洗脸水。刘志丹热泪盈眶，衷心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当刘志丹在保卫局洗了澡换了衣服之后，周恩来副主席已派人把他被打入劳改队的妻子和女儿接回来了。亲人相见，抱头痛哭，父亲用长满胡茬的脸使劲地亲吻抱在怀里的小女儿。

毛主席在百忙中也热忱地接见了刘志丹，并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真诚地表示说：“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现在中央来了，今后一切都好办了。”毛主席亲切地对他作了赞扬和鼓励。交谈了之后还留他吃了一餐饭。

不久，党中央先后任命他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和北路军总指挥等职。

1936年3月底，刘志丹率领28军东征。4月中旬，部队围攻中阳县的三交镇，他亲临阵地指挥，就在他率部对敌发起进攻的霎那间，一梭子罪恶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西北人民的优秀儿子、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的创建者之一的刘志丹同志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不满33岁。为了纪念刘志丹，寄托人民对他的怀念之情，党中央作出决定，把刘志丹家乡的“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原载1989年《战争年代》第一期